近日读到南宋诗人范成大题为《大黄花》的诗：“大芋高荷半亩阴，玉英危缀碧瑶簪；谁知一叶莲花面，中有将军剑戟心。”诗人曾任四川制置使，帅兵驻蜀。诗人所咏的大黄，是盛产于蜀地的地道中药，故名“川军”，杏林誉之为“将军”。

　　大黄，出自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别名川军、将军、锦纹大黄，主产于四川、甘肃、青海等地。性味苦寒，入胃、大肠、肝经。我国历代医家对大黄都很重视，将它与人参、熟地、附子一起，称作药苑的“四大金刚”，推为“药中张飞”。南北朝时医家陶弘景说：“大黄，其色也。将军之号，当取其骏快也。”形象地说明了大黄在防治疾病中推陈荡涤的药理作用。大黄是具有抗菌、抗病毒、利胆、收敛、消炎、止血、补益、免疫双向调节、抗衰老、美容、降脂减肥、活血化瘀、净化血液、抗肿瘤等多种功能的良药。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呼吸系统、消化系统、泌尿系统、精神神经系统疾病及血液疾病、物理因素性疾病、急腹症、跌打损伤、闭经、眼结膜炎、扁桃腺炎等内、妇、外、伤、五官各科病种。

　　汉代医圣张仲景善用大黄治疗伤寒证及杂病。他用于治疗阳明腑实症的“三承气汤”，用大黄配伍芒硝、枳实等药物，对热结胃肠，痞、满、实、坚辨证择用，每有良效。近人将其用于急腹症的治疗，获益甚大。其他如治肠痈的“大黄牡丹汤”，治心火亢盛所致的吐衄血的“大黄黄连泻心汤”，以及有祛瘀生新作用的“桃仁承气汤”、“大黄庶虫丸”等，都显示了大黄祛瘀生新、荡涤攻下的大将风度。

　　在中国医学史上，从宫廷医案、医家著作到民间单方，从配伍内服到炮制外用，大黄都以其泻热通便、破积行瘀、解毒止痛的功效被医家和病患所称道，剂型有汤剂、散剂、丸剂、膏剂、洗剂等。除此之外，大黄酒、大黄茶等还是保健的佳品，但医界有谚语云：“大黄救人无功，人参杀人无过。”说明世人喜进温补而忌攻下的用药心理。其实，在辨证施治的前提下，妙用大黄对于一些疑难杂症常常会有出奇制胜、桴鼓相应之效。在中国古代的笔记杂著中，可读到诸多的关于大黄疗疾祛病的记述，可补医学著作之缺憾。

　　据宋·孔平仲的《续世说》载：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因为身体发热，想服用大黄，御医姚僧垣根据当时梁武帝身体虚弱的情况，认为如果服用大黄会不利于身体，所以劝说梁武帝不要服用，但梁武帝不听，最后还是服用了大黄，过了不久，病情就加重了。与此相反的是，一次，梁元帝萧绎突然感觉心口发堵,疼痛难忍,召集御医来会诊,御医们都说,皇帝乃是至尊的身体,不可用猛药,应该用一些药性平和的药物慢慢调养,但是姚僧垣却说：“皇上的脉象洪而实，表明体内有宿食郁积不下，因此要用大黄这样的猛药来通便，否则就无法治愈。”元帝信任姚僧垣，按照他的处方吃了药，果然排下了宿便，病也就好了。

　　清代名医徐灵胎给一位书生看病，辨证之后，认为需要用大黄一药，当时很多病人对大黄的应用抱有偏见，不肯用此药，于是诡称药是用雪蛤蟆配制成的药丸，服后药到病除。可见大黄只要使用得当，效果非常好。

　　大黄内服可疗疾祛痛，外用亦是一味良药。如研末可治黄水疮、湿疹等皮肤病；与陈石灰同炒至桃红色，研细后撒布伤口，可止创伤出血。配地榆研末油调后外敷，治疗烫火伤颇效。唐·王焘的《外台秘要》中有以大黄为主药的“九物大黄薄贴”，专门外用治疗痈疽发背。南宋·洪迈的《夷坚志·甲志》也载：“捣生大黄，调以美醋，敷疮上，非唯愈痛，亦且灭瘢。”说明用大黄治疗疮疖疔毒，既能止痛消肿又不留瘢痕。元·陶宗仪的《南村辍耕录》中有一则与大黄有关的史料说，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征西夏，诸将领均争掠玉帛女子，而他独取书籍数部，大黄两驮。后军中病疫，惟以大黄煎汤饮服所活军土者数万人。这是用大黄防治伤寒时疫即传染性疾病的确凿验案。

　　在中外医药文化的交流中，大黄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。丝绸之路的驼峰上，既有瓷器的晶莹也有药材的芬芳，大黄经古代波斯帝国的中转运往西亚和欧洲，收入许多国家的药典。公元757年，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中华文化，带去的药材中就有名贵的大黄。元朝时马可波罗来中国，带走一些传统的医疗保健食品，其中就有至今仍风行欧美的大黄酒。

　　据清·赵翼的《檐曝杂记》载：当时的俄罗斯以中国的大黄为上药，病者非此不治。后有数事违约，“上命绝其互市，禁大黄，勿出口，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”。由于大黄名贵一时，致使时人曾将服用大黄当作一种时尚趋之若鹜，不分体质不经辨证滥用大黄或致疾或殒命者屡见不鲜。清·姚元之的《竹叶亭杂记》载：朱阁学翰林素知医，每日熬大黄浓汁为汤。服大黄十六斤，腹泻不起。友人为之挽叹云：“大黄为厉，九泉应悔自知医。”这足以告诫后人，即使是一味良药，如果不经辨证服用，也会给健康和生命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，值得今人引以为戒。（马广志）